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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扶贫40年:贫困人口减少7.4亿,对全球减贫贡献超七成

第一财经2018-12-17 21:38:20

简介:过去40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末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末的3046万人,累计减贫7.4亿人。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经过6年的努力,预计到今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减少85%以上,贫困村将退出80%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50%以上。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重大任务。四十年前,在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之际,中国也相应启动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行动。可以说,改革开放的40年,也正是我国逐步消除贫困的40年。这40年来,中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七成。

四十年累计减贫7.4亿

10月17日是中国第五个国家扶贫日,也是第26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现在,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就要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脱贫攻坚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

他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念,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拔寨的决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40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末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末的3046万人,累计减贫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97.5%下降到3.1%。

这5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7年末的3046万人,累计减少6853万人,减贫幅度接近70%;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2017年底的3.1%,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

在张家口市宣化区贾家营镇西深沟村附近的“光伏+养殖+贫困户”的养殖扶贫基地,工人在光伏羊舍内工作(12月7日摄,来源:新华社) 

10月17日,国务院扶贫办宣布,中国又有85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这批摘帽贫困县不仅数量多,而且80%集中在西藏、甘肃、贵州、青海等西部地区,这是贫困程度较深的中西部地区首次大规模集中摘帽。加上8月份已经摘帽的40个贫困县,今年我国已有125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今年是十九大以来的第一年,中国脱贫攻坚从注重全面推进向更加注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转变,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新增资金120亿元支持“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与其说是其中的一项或几项措施,我更认为是一系列措施组成的完整的政策体系发挥了作用。”联合国驻华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世礼评价中国的扶贫工作时指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业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从那时开始,到之后的全国范围的扶贫开发行动,再到现在的精准扶贫,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延续十分成功。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了实现到2020年消除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金量和行政资源,实施精准扶贫。不过,根据在地方的调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邢成举发现,当前的扶贫工作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扶贫过程中存在摊派、任务层层加码的现象,从而导致不切实际。二是要破除对产业扶贫的“迷信”。三是要做好环保工作跟扶贫工作的衔接。

扶贫四十年的四个阶段

经过40年的扶贫工作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邢成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农村的扶贫工作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其经验就是根据阶段性贫困特征来制定相应的扶贫工作方案。

纵观中国的扶贫历史,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体制改革扶贫阶段(1978年到1985年),二是大规模扶贫开发阶段(1986年到2000年),三是经济发展、扶贫攻坚与社会扶贫共治的扶贫阶段(2001年到2012年),四是精准扶贫阶段(2013年至今)。

具体来说,在第一阶段,中国并没有专门的扶贫工作计划和扶贫工作机构,而扶贫与减贫工作主要依赖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放松甚至解除对农民的各种限制,为农村人口获取财富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河南兰考黄河滩区易地搬迁扶贫社区谷营镇姚寨新村社区,居民黄玉英展示搬迁前的老房子照片(11月14日摄,来源:新华社)

第二阶段,以1986年,国家成立专门的扶贫工作机构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制定相应的政策,变革以往单纯依靠体制改革推动扶贫的思路。从此,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就正式开启了序幕。

本阶段年均减贫人口超过700万人,到2000年底,基本实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规定的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到了2000年,即使提高了贫困线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也缩减为3000万人。

2000年以后,中国扶贫进入到第三阶段。2000年,中央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与之前的两个阶段相同,贫困人口仍然不断下降,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于非农收入的增加。为了强化减贫成效,针对农村人口的改革红利继续释放,农业税费改革和多样化的财政转移支付(两免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种粮补贴、农村低保)等,都为贫困人口脱贫提供了强大动力。

与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主体与主导作用相对应,政府也开始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扶贫工作获得成效的重要经验。

到2010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贫困发生率为2.8%。该阶段的扶贫工作不仅巩固了此前的扶贫工作成果,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及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减贡献了力量。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意味着中国扶贫进入第四阶段。2015年精准扶贫战略正式在全国开始实施。

在精准扶贫阶段,以精准扶贫为中心,扶贫工作为贫困人口贫困村实施了建档立卡,大量扶贫干部和扶贫工作队被派驻进村,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接连出台,扶贫工作的政策与体制红利仍在持续释放。

经过几年的实践,精准扶贫战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到2017年底,新贫困线下中国贫困人口为3046万人,2012年以来年均减少贫困人口超过1000万。

邢成举称,精准扶贫战略的出台是经济发展减贫效应递减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规定,只有更加精准的扶贫工作才能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扶贫不能只靠政府

当前,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已初步形成,但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有些人把扶贫当作政府的事情,看成党员、干部的工作,对扶贫工作不积极、不关心。

2017年11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秋光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前述现象。他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打赢脱贫攻坚战,仅靠政府是不够的。必须高度重视社会扶贫在大扶贫格局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充分释放社会扶贫潜力。

事实上,在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国内各行各业无不全力以赴为扶贫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比如,日前,在中国社区扶贫联盟召开第一届理事大会上,中国社区扶贫联盟联席 主席朱旭东称,联盟自成立以来整合房地产业内资源,以社区支持农业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社区(群)“1+1”扶贫模式。通过县域端“一商一户一劳力”与城市端“一社一柜一家人”的城乡精准配对帮扶形式,助力脱贫攻坚。

国务院扶贫办督查专员、开发指导司司长海波评价称,中国社区扶贫联盟的扶贫模式创造了中国扶贫开发史上消费扶贫的崭新模式。

一直以来,贫困地区儿童营养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儿童营养改善工作着眼于贫困家庭儿童健康成长,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实施“爱加餐”项目,以营养扶贫为主线,起步于汶川地震的板房学校,进而聚焦云南怒江、新疆南疆地区等脱贫攻坚主战场,持续改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在“爱加餐”项目十周年年会上,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致辞称,十年来,爱加餐项目以营养扶贫为主线,瞄准贫困地区小学生需求,不断探索和实践,并逐步向深度贫困和“三区三州”地区倾斜。

据了解,十年来,该项目共支出2.8亿元人民币,87%用于国内,覆盖10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受益学生人数超过93.6万人次,为云、贵、川、新等14省(自治区)46市(州)96个偏远山区的县(区),为学生提供近5100万份的营养加餐,配备了1748个标准化的爱心厨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专家对广西田阳县的营养效果评估,儿童营养不良率下降7.5个百分点,其中生长迟缓率下降了0.8个百分点,消瘦率下降了9.4个百分点。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表示,在扶贫和脱贫前期,政府占主导地位,企业起辅助作用。不过,在脱贫后期,尤其是在2020年中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企业能够在可持续脱贫以及确保不返贫方面上发挥更大作用。“在贫困地区,企业能够和当地产业结合起来,让贫困群众‘有事做’,改‘输血’为‘造血’,确保脱贫可持续和不返贫。”

不能让贫困在代际传递

我国2011年调整后的新贫困线是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根据当前的扶贫进度来看,到2020年之后,中国在统计上将不会存在年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群体。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小云对第一财经表示,2020年之后,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没有绝对贫困的时代,但是贫困人口在统计上的消失,绝对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终结。

这在于一直以来,中国使用的都是绝对贫困的标准。其实,即使到2020年,按照2300元标准计算的贫困人口消失,但由于农村人口的极大脆弱性和兜底保障的低效率,该标准以上的群体仍有可能因为各种风险而落入2300元以下。这意味,即使在统计上宣布2020年彻底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然会有低于2300元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只是数量上不会很大。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实及团队的研究测算,在未来10年当中,按照相对贫困的标准,要瞄准大概7000万人口。这7000万人口主要是在农村,中国将来的一个主要扶贫战略目标是,使这一部分人的收入能有一个更快速的增长,使得他们能够减缓相对贫困。

投入的重点应该转向防止贫困发生的重点领域学前教育,还有提高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其核心是提高教师的质量和教师的待遇。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贫困的再生产才会极大地缓解。

针对防止贫困发生的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称,需要优先解决的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他表示,贫困地区的贫困儿童,现在的贫困如果不能解决,将来就是社会的贫困问题。所以,解决现在儿童的贫困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将来的贫困问题。

他现在非常担心的问题是,穷人的孩子有没有向上的通道。以美国为例,不论是居住,还是小孩上学,穷人和富人都是隔离的。虽然政府给予的资金、配置的师资都一样,但是富人会通过捐款,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和资源,他们也努力考取最好的大学,但是穷人的孩子中可能持有枪支,老师不敢怎么管这些孩子。像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旦固化,“美国梦”的流动将会很少,美国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多,1%和99%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他说,现在看到的穷人,还只是说文化程度不高,不会说普通话,能想象15年以后中国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到时候什么都有程序,需要看说明书进行操作,如果他们不识字,又需要政府提供多少资金去救济这样的一群人呢?

李小云表示,代际传递涉及两个群体——儿童、父母。儿童是最容易被影响的群体,如果解决好了学前营养、学前教育问题,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就会得到很大缓解。其次还要给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输血。基础设施完善了,会给贫困地区带来一系列利好。而基础设施带来的放大效应,要远远大于修建基础设施本身的成本。此外,还要依托当地优势提高居民收入,把现代化的理念嵌入到乡村的发展中。

责编:孙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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